2015年春，我在厂门口小卖部第一次见到张建国。他穿着泛黄的工服，领口别着枚生锈的工牌，上面印着“xx五金厂F12线“。那天他盯着货架上的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发呆，最终掏出皱巴巴的纸币买了包最便宜的榨菜。我注意到他虎口处贴着创可贴，指甲缝里嵌着蓝黑色的焊锡。周峰的嗓音在嘈杂的车间噪音中显得单薄。他突然剧烈咳嗽，痰里带着血丝。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无尘车间连续工作18小时，防护面罩的硅胶密封条在脸上压出渗血的红印。
2017年春节，我在火车站广场又撞见他，火车站正播放着费翔的《故乡的云》。他裹着洗得发白的军大衣，手里拿着一台满是划痕的手机，正随着人群往绿皮车厢里挤。“给我妈带的降压药。“他指了指鼓鼓的蛇皮袋，“还有给妹妹买的英语词典。“列车启动时，他突然把脸贴在车窗上，哈出的白气模糊了玻璃外的城市天际线，我隐约看到一个年轻人对于回家的喜悦，又间夹着一丝对来年的迷茫。“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
2020年疫情期间，工厂开始大规模裁员。张建国在车间门口徘徊了三天，最后在公告栏前蹲下来，用指甲抠下自己名字旁边的“淘汰“二字。那天他在我店里喝了八罐青岛啤酒，醉醺醺地指着窗外：“老板你看，那些云像不像我们贵州的梯田？“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工业区的废气在暮色中凝结成铅灰色的云团。
2021年春天，他带着个穿校服的女孩来找我。“这是我妹，考上中山大学了。“他说话时胸脯挺得老高，却在掏钱包时露出腕部的手术疤痕。女孩抱着书包小声说：“哥，我可以申请助学贷款......““闭嘴！“他突然吼道，震得货架上的方便面簌簌作响，“老子还没到要靠国家救济的地步！“，人年轻时总是有一些傲气。去年秋天，工厂引进了智能机器人。我在车间外看见张建国站在机械臂前，笨拙地模仿着钢爪的动作。“这些铁疙瘩比我们快三倍。“他摸了摸机械臂冰凉的外壳，“老板说我们是人形耗材。“那天傍晚，他把工牌扔进了垃圾桶，金属牌撞击桶底的声音像枚哑弹。
12月的冬天，路过一家大排档又见到了张建国。他的塑料袋里装着破碎的水杯、泛黄的工牌和半本《新概念英语》。“老板，你说人是不是就像这云？“他望着天空中翻涌的乌云，——“飘到哪算哪。“闪电划过的瞬间，我看见他后颈的纹身——是片残缺的梯田，边缘刻着“2015-2025“。他总说等攒够钱就回贵州开个小卖部，可每次发薪日，他都会把钱换成皱巴巴的汇票寄往山区。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店里准备打烊的半夜，在路灯的照耀下我看到他露出了罕见的笑容，手上拿着一瓶白酒，一边走过来一边说：“老板，我明天就回老家了，这瓶酒是我刚来上班从老家里带过来的，一直喝不惯，今晚你也帮我分担点，嘿嘿。”
——“啥事让你这么高兴啊？”我问道；
“没啥，家里给我介绍了女孩子，说女方帮我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让我回家。”
——“这是好事，起码不用再孤身一人在外漂泊了，以后你就要撑起两个家了，大家小家都靠你啦，加油”
他默默喝了一口酒，徐徐点上一根烟，说道：“谁知道是好是坏呢？”
我把他留下的工牌擦得锃亮，挂在小店的收银台前。每当台风过境，工业区的废气就会凝结成奇形怪状的云团，恍惚间竟真有点像贵州的梯田。昨夜暴雨倾盆，我梦见张建国站在流水线尽头，背后是无穷无尽的机械臂。他突然转身对我笑，露出缺了颗门牙的豁口，然后慢慢化作一团白雾，消散在轰鸣的机器声中。醒来时，收银台上的工牌不知何时沾上了露水，像谁落下的一滴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