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工人们坚持要请假，他们不仅会被质疑是在装病，还得去干更累的活儿。
日本的老板们对工人的生命安全完全不当回事，他们甚至明目张胆地说：“你们死了没关系，中国工人多的是，死个十个八个的，对我们来说不算啥！”
在这么高强度的工作和糟糕的生产环境里，工人们生病的几率特别高。
再说了，琴岛的日商纱厂还大量雇用童工，据统计，14岁以下的童工有851人，不满16岁的童工有3908人，这些童工大约占到了六大日商纱厂15395名工人总数的30%，最小的童工才10岁。
因为童工工作时间长，工资却比成年男工低，这让日商纱厂能赚更多的钱。
琴岛日商纱厂工人们的悲惨生活，激起了他们对日本纱厂压迫的强烈反抗。
工人们开始悄悄地组织起来，准备通过集体行动来争取自己的权益。
1925年2月，随着胶济铁路总工会的成立，琴岛的工人运动迎来了新的高潮。
琴岛支部抓住时机，迅速在日商纱厂中筹建工会，以保护工人的权益和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
在众多纱厂中，大康纱厂的工会筹建工作进展尤为迅速，秘密报名加入工会的工人已有八九百人，大约占到了全厂工人的六成。
到了1925年4月初，大康纱厂的工人们开始秘密组织工会，他们相互之间传递信息，秘密集会，共同商讨如何改善自己的境遇。
到了罢工前，加入工会的工人数量已经达到了2000余人，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表明了工人们对于改善自己境遇的强烈愿望。
日本厂主很快就察觉到了工人们的行动。4月14日，日本厂主趁工人上班之际，派人闯进工人宿舍，搜去了工会的会员名册，并且扣押了与日方交涉的三名工会代表，对他们进行了严刑拷问。
这一行为激起了工人们的极大愤慨，他们决定采取行动，进行反击。
大康纱厂的工人们率先开始了罢工，他们停止了工作，走出了工厂，以实际行动抗议日本厂主的暴行。
此外，工会还派出了宣传人员到内外棉纱厂、隆兴纱厂等地，动员那里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
他们的努力得到了积极的响应，4月23日晚6点，琴岛日商内外棉纱厂的工人们决定开始罢工。
5月4日凌晨3点，邓恩铭在住处被捕，警察从他家中搜出了“罢工后援宣传文书”。邓恩铭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但他并没有屈服。
在多方的营救下，5月11日，邓恩铭被“驱逐”出琴岛。在这个危急关头，李慰农接过了接力棒，他承担起了领导琴岛地方组织及工人运动的职责。
第一次罢工持续了长达22天之久，给日本厂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让步。
5月8日深夜，中日双方的调停者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协议，使得工人们能够重返工作岗位，这无疑是他们期盼已久的胜利。
但是，这份来之不易的协议并没有带来长久的安宁。仅仅在复工复业不久之后，大康、内外棉、隆兴三家纱厂的日本厂主就发布了一项通告，宣布共有51名工会领袖和罢工骨干被解雇，并要求当地政府立即取缔这三个工厂的工会组织。
这一连串的事件迅速点燃了工人们的怒火，成为了第二次同盟大罢工的导火索。
5月27日，琴岛的日商纱厂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行动，工人们团结一致，共同为自己的权益而战斗。
面对日益激烈的罢工行动，日本人与当地的军阀张督军勾结，决定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来镇压这场罢工。
在5月29日凌晨3点，超过2000名反动军警对大康、内外棉、隆兴三家纱厂及其工人宿舍进行了包围。
他们当场枪杀了8名工人，重伤了10余人，并且逮捕了大量参与罢工的工人。这一事件被称为“五二九”惨案，震惊了整个国家。
《向导》的报道以深沉的笔触揭露了琴岛“五二九”惨案中工人们的悲惨遭遇，透过其文字可以感受到对日本侵略者暴行的强烈控诉以及对受害工人的深切同情。
报道描绘了一幅令人心碎的场景：日本侵略者在楼上冷酷地对准无辜的工人群体开火，被击中的工人绝望地倒在地上，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内外棉纱厂门前的草地，这不仅是对工人宝贵生命的无情剥夺，更是对基本人性的粗暴践踏。
更加撕心裂肺的是，那些并未直接参与罢工的童工和妇女，在恐慌中试图寻找藏身之处，他们躲进棉花包、地沟或隐蔽的车间角落。
然而，这些绝望的求生行为未能使他们免于日军的追捕和屠杀。《晨报》的报道也证实了这一惨案的严重性，指出了官厅与日本人的预谋和残暴行径。
军警包围纱厂并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的同时，日本人还派出重兵封锁了工人宿舍，切断了工人们的逃生之路，强壮的男工被困在狭小的空间内，失去了自由活动的权利。
报道中提到的“每天不分男女老少，只给两个馒头”，展示了工人们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受的双重折磨。
饥饿的孩子冒险攀爬墙壁寻找食物，而日本人则冷酷地从后面向他们开枪，这让宿舍中的工人们生活得如同囚犯一般，家中的哭泣和哀嚎声让人无法忍受。
紧接着琴岛惨案发生的第二天，英国在上海制造了“五卅惨案”。这两起惨案仅相隔一天发生，因而合称为“青沪惨案”或“沪青惨案”。
它们共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成为了引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直接导火索。
五卅运动不仅在上海和琴岛爆发，而且迅速蔓延至全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反帝爱国运动。
在这场惨案中幸存下来的俊生和他的两位同伴根据组织的秘密指令，开始了前往泉城的艰难旅程。
他们的目标是与泉城的机车工厂取得联系，为即将到来的更大规模的行动做准备。
逃离纱厂时，他们身上的微薄资金远不足以购买火车票，因此别无选择，只能沿着胶济铁路步行前往泉城。
在这趟艰难的旅途中，他们面临着无数的困难和挑战。